唐武宗李炎为什么要加强相权

宰相在封建国家的中枢体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力，“宰相之职，佐天子总百官，治万事，其任重矣”，因此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宰相辅佐的好坏，其权力行使充分与否，对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影响很大，直接关系到朝政的优劣。

皇甫湜在唐宪宗元和三年（808年）就曾上书直谏，指出时政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“宰相之进见亦有数，侍从之臣皆失其职，……股肱不得而接，爪牙不足以卫，其危甚矣”，也就是说，宰相及侍从官的失职与不得实权，乃是朝政日堕的原因。他建议宪宗应该“日延宰相与论义理”，即经常同宰相商议国事，保证他们能真正拥有辅弼的实权。

而在唐朝中后期，相权随而渐遭削弱。特别是“甘露之变”以后，“天下事皆决于北司，宰相行文书而已”，文宗开成时期的宰相更是近乎宦官专权的附属品。因此，会昌时期李德裕加强相权的做法，对于抑制宦官权力扩张，提高朝官的声威，保证政令统一出自宰相府，就有很明显的积极作用。

开成五年（840年）九月，李德裕入相不久，即向李炎进言为政之要，其中很重要的两点就同相权有关。他认为应该政归中书，保证宰相确有辅弼之权，但同时他又建议限制宰相的任期，宰相在位时间不宜过长。他说，“政去宰相则不治矣。在德宗最甚，晚节宰相惟奉行诏书，所与国事者，李齐运、裴延龄、韦渠牟等，迄今谓之乱政。夫辅相有欺罔不忠，当亟免，忠而材者属任之。政无它门，天下安有不治？先帝任人始皆回容，积纤微以至诛贬。诚使小过必知而改之，君臣无猜，则谗邪不干其间矣。……开元初，辅相率三考辄去，虽姚崇、宋璟不能逾。至李林甫权乃十九年，遂及祸败。是知亟进罢宰相，使政在中书，诚治本也。”通过这种既切实保证相权，又加以一定限制的做法，就可以使宰相很好地行使自己的参政大权，干好统率百官的工作。

加强相权的另一重要举措是，恢复了中书舍人参与台阁常务的权力，“会昌末，宰相李德裕建议：台阁常务，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”。